当年流氓真君子，今日君子真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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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流氓真君子，今日君子真流氓

Original 2018-04-07 难得君 难得书院

假期在家看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讲述上世纪2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秘密派遣大批间谍潜伏在上海。大批的进步人士与侵略者和汉奸展开较量。老戏骨葛优在剧中饰演陆先生，看到一半，突然发现，其实这个陆先生的人物原型，就是上海滩的杜月笙。

杜月笙，黑帮大佬、“流氓痞子”、上海滩“地下皇帝”，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最富传奇的人物。

现在，社会上也有各种所谓的“大佬”，“大亨”，但这些人，不过只是些恃强凌弱、贪张枉法、官商勾结的流氓而已。对比杜月笙的待人谦恭、与人为善、爱国爱民、读书画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做事认真，不靠搞关系上位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于江苏川沙厅（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南杜家宅，母、父在他四岁以前相继去世，由继母和舅父养育。

杜月笙出身非常苦，但这个人非常认真，认真到可怕的程度。少年时代除了偷拐抢骗，他也有个正当职业：水果店伙计。在水果店里，他练了一项绝技：削水果皮，他眼睛不看梨，能削出来一整条皮，宽窄一致、薄厚均匀，人送绰号“水果月笙”。

之后，他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因为人机灵，善解人意，很快获得了黑帮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

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

个人生活简朴、视金钱如粪土而不是挥霍浪费

杜月笙深受贫寒之苦，所以发迹之后仍然自奉简约不尚奢靡。他在吃的方面毫不讲究，山珍海味可以吃，一碗咸泡饭也能吃得津津有味。衣着方面也就是常年一袭长衫而已。

到杜月笙病危时，他让大女儿到汇丰银行取回当年存放在那儿的一个包裹。取回来，杜月笙打开包裹——里面全是借条！其中数目最少的一张是5,000美元；最多的是500根当时最贵重的金条；落款全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只见杜月笙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撕…一把火烧掉几十亿的欠条，他的女儿非常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杜月笙说：我死后不愿意你们去要钱，不想让你们跟他们打官司。

生前挥金如土的杜月笙，临终前只有11万美金，而且要分给4房太太和4儿3女。所以一向清高如孟小冬也会忍不住当场脱口而出：“这么一点钱，怎么活？”

儒雅斯文，尊重知识分子，而不是自持位高指手画脚

杜月笙是位言谈举止都很儒雅、斯文的消瘦老人。除去其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他的与上海文人画家的交往也极为丰富。

人们眼中的杜月笙总是仪表堂堂的，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除此之外，他还要求自己的党徒不能再穿流氓传统的短打装扮，而要一年四季衣冠整洁，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讲话也不能说粗口，一定要给人以斯文、儒雅的印象。

此外，杜月笙自己还利用各种手段，找各种机会接近文化人。在与文人交往之际，他也总是卑辞厚礼，恭恭敬敬。

说起他对文人的重视就不得不提他与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发生的那些事儿了！

章太炎，晚年居苏州讲学期间，本来对杜月笙也持有偏见。可是，不料侄儿在上海租界与人发生纠纷，“摆不平”，就请章太炎帮忙。于是，章太炎只好放下架子，请来上海皇帝杜月笙帮忙。杜不仅竭尽全力为章太炎的侄儿“摆平”了纠纷，还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临别之际，杜月笙悄悄塞了一张两千银元的支票压在茶杯底下，算是对文人的馈赠。

章太炎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能礼贤下士，自此以后，二人开始“订交”。杜月笙在生活上接济章太炎，一些细节也让章太炎对这头号流氓另眼相看。杜月笙本名“杜月生”，不够文雅，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为“杜镛”，号“月笙”，并亲笔为其修订家谱，让出身卑微、父母双亡的杜月笙一变而为帝王之系、名人之后。凭着对文化人的苦心尊重，杜月笙结交了一大批文化名流，如杨度、章士钊、杨云史等。

▲章太炎

气量宏大，而不是小肚鸡肠

杜月笙虽然出身黑道，但一直努力摆脱黑道形象，他举止儒雅、言辞谦和，不管对上对下都以诚相待、礼敬有加。

北伐成功后，吴开先担任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杜月笙多次托人请他吃饭，但吴看不起杜的出身，屡屡拒绝，乃至答应后无故爽约。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三天两头请他，终于有一次，吴开先决定去会会这位上海滩有名的杜先生。

吴开先如约出现在杜宅大门时，杜家总管万墨林正在毕恭毕敬地等候；进得大门来，又有杜的法律顾问、上海名律师秦联奎在毕恭毕敬地迎候；进得内厅，杜月笙一身长衫，满面春风地出来迎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老早想约吴先生过来坐坐，因为我这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不得空隙，所以拖到今天，还望海涵。”言辞诚挚，绝无讥刺，似乎多次邀约遭吴拒绝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心里含愧的吴开先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含混地说：“岂敢岂敢。”这一顿饭吃完，吴开先和杜月笙由此成为生死之交。

做事讲方法，而不是一味硬来

1931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普遭洪灾，再加上时局不稳，市面上谣言四起，流传上海银行巨额亏空，银根紧张。市民惊恐不已，唯恐自己存款泡汤，连夜在上海银行门口排队，争先恐后挤兑现金。

上海银行库存现金不足，尽管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鼎力相助，仍然不济于事。银行老板托人找到杜月笙，杜月笙道：明早在开门之前，在上海银行见。

次日，上海银行门口开来一列汽车，为首的正是杜月笙车牌为“7777”的座驾，杜月笙一下存了300万。储户们一看，杜月笙多大能耐，银行敢让他亏吗？因此，也就放心银行，不再挤兑了。

对待帝国主义势力，杜月笙毫不含糊

1925年5月15日，日本人开设于上海的内外棉纱厂由于虐待童工引发罢工事件，用手枪射击工人。事件发生后，日方利用各种手段将此事强压下来。马超俊（后来曾任职国民党农工部部长）等人联络绅商学工各界做正义的声援，举行民众大会，找到杜月笙，他闻讯当即取消了所有的应酬，说他要办正经事去。他开始调兵遣将，分配给手下人任务：一、尽可能派人出席九亩地的民众大会。二、尽可能保护马先生以及其他国民党人的安全。三、尽可能维护会场秩序。四、赞成国民党人所提的一切意见。

没想到在民众大会举行以前，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工人与商人2000多人，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宣传队，到处演讲日本工厂的暴行，并和公共租界的巡捕发生了冲突，上海南京路的老巡捕房一下子抓了300多人。紧接着便有1万多名群众围集在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双方正在对峙时，英国巡捕爱霍逊等突然向群众开枪，当场秩序大乱，群众死13人，重伤20余名，又被巡捕房拘捕了50多人。

听到这一连串噩耗后，杜月笙心情沉重，他破口大骂：“外国赤佬真不是人！”后来凡是通过租界赶赴九亩地开会的群众，一概被荷枪实弹的巡捕拦阻。公共租界的巡捕那天不但全部出动，更向吴淞口外的英国军舰求援，于是英国海军陆战队全部武装登陆，公共租界宣告戒严。但是，由于民情激昂、人人奋不顾身，九亩地的民众大会仍如期举行，出席大会的群众多达10余万人。大会议决吁请全国同胞，发挥团结力量，共同抗御强侮。就在这时候，杜月笙又接到通知，当晚8点在沪国民党人马超俊、叶楚伧、刘芦隐等，假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举行上海各界紧急会议，商讨援救被捕人士的办法。

张啸林（上海青帮头目之一）当时表示，英国巡捕打死了人，自会有官府去办交涉，杜月笙和他都是住在租界里的子民，为了生意又必须尽量拉拢巡捕房的人和外国人，种种关系都是积多年的努力和无数的钱财所得来，何苦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情，得罪了外国朋友？杜月笙却说：“我们住租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

在那次会议上，与会的人个个悲愤无比，一致议决，从6月1日起，全上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同时通电海内外声诉英日两国的罪恶，请求世界公理，举国上下一致支援声讨。

6月1日，英国巡捕蛮横如故，因为南京路上有人阻止电车行驶，他们又开枪杀人，当场死4名、伤10余名。这么一来，情势越来越紧张了，外国舰队的陆战队纷纷武装开入公共租界，零星的冲突不断发生。

杜月笙自始至终都热心支持中国人的斗争，并提出了六大主张：释放被捕学生；抚恤；道歉；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即收回司法权）。

到了6月4日，上海已经成为一座死市。长时间的罢工，使上海10余万工人面临严重的生活问题，有关方面发起捐款接济，杜月笙又是最先响应，不仅自己捐出了大笔款项，还发动工商界的朋友踊跃捐款。据当时的统计，捐款数字约为100万元。正是因为有了这笔捐款，才能维持爱国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帝国主义资本家无从施展压力。

坚决反对强拆

我们国家现在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是鼓励大家知法懂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别看杜月笙本身干的是违法营生，但其实他很懂法律，甚至帮朋友打赢了中国首例涉外拆迁纠纷的官司。

上海黑帮另一个大佬顾竹轩在英租界有个戏楼，那块地皮被英国背景的公司看上了，对方找到上海工部局，把戏楼强拆了。杜月笙告诉顾竹轩：“洋人的法庭认理不认人，不像我们的官府认人不认理，只要理在你这边，就不用怕。”最终，在杜月笙的支持下，这个官司打到了位于伦敦的英国大理院。最终，工部局被裁定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十万元，并由原告择址，重建戏楼。

▲“天下第一堂会”合影

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心怀慈善

繁华的大上海也有穷人，也有吃不上饭的乞丐。黑帮也要搞一点民生工作。但在施舍方式上，杜月笙跟黄金荣不一样。排队领粥，本来规定每人只能领一碗，但有的人领过一次又回队尾再领。黄金荣就会派人盯着队伍，防止有人钻空子。但杜月笙说，他再能吃，能吃多少呢，你派人盯着，所有来领粥的心情都不会好，这样就把好事办砸了，帮派花了钱却得不到众人的感激。

在当时的上海滩，只要跟杜月笙有来往，就没人敢说从没接受过他的钱物馈赠。而且杜月笙赠以钱物时，绝不让第三者在场，充分顾及了受赠人的面子。

他知道自己的钱来路备受诟病，因此做起善事来几乎是不遗余力。他给家乡修了23座石桥，修的医院和学校全免费。抗战前浦东二百余户贫困人家，每月都在杜府支领生活费。上海如果有人去世无钱装殓，杜家也会施送棺材寿衣。光从1935到1937年，杜月笙就捐款150万元。

“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在抗战中，也曾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多年，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组织救护队，创建临时医院，调派救护车，收容伤员……据统计，这段时间杜月笙领导的团队救护了抗战军民44398人。

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迁往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筹措经费等工作，当时海外捐助的抗战物资和难民救济品，都是他以红十字会的名义接收并运往重庆或者汉口。

1941年红会迁往重庆，他在重庆筹建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后方医院。据统计到45年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达到260万人。杜月笙确实用大半辈子向世人证明了他的那句话“人之爱国，谁不如我”。

▲孟小冬与杜月笙

加强学习，而不是一肚子吃喝嫖赌

因为小时候家里穷，一个月5毛的学费拿不起，有钱以后他就重金聘请读报秘书，每天听报。听完一段，有不懂之处，就详加追问，一直到弄通为止。

他还有另一个学习的捷径，是听评书。说书先生给他讲三国和水浒等，从春秋起，经秦、汉、唐、宋、元、明，直到大清，两千年历史听了个滚瓜烂熟。这一习惯，也是几十载不变。

此外他还学习古代成功人士的做人哲学并勤练书法，就连签名都很漂亮。杜月笙的书法，更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结体收放，浑厚敦实，别具风韵，肥而不腻，值得一观！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还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严禁子女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狠甩了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更难得的是，他严令子女不得加入黑社会，结果杜氏八子三女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

杜月笙的门生董浩云，其子董建华后来任香港首任特首。另一门生徐大统，从上海一直追随其到香港，后来其女范徐丽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杜月笙的最后一个门生吴绍麟，其子吴光正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兼九龙仓集团主席。如今香港政商大腕的父辈们，多出自杜月笙门下。